第30章 李定国：南明悍将的辉煌与悲歌
一、早期经历
李定国，字鸿远（或作宁宇、霖宇、一纯、大绶），出生于明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六月十一日，出生在一个位于陕西延安的贫困农民家庭。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，十岁的李定国因张献忠起义军的到来而被收为养子。张献忠见其相貌不凡，便将其收养，并赋予其姓氏张。张献忠共有四位养子，李定国排行第二，老大是孙可望，其余两位则是刘文秀和艾能奇。
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，年仅十七岁的李定国已经能够率领两万人的部队，跟随张献忠参与对河南和湖北地区的攻击。到了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二月，李定国更是乔装成明军差官，带领二十名骑兵连夜疾驰至襄阳城下，成功夺取了该城。此役中，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储备的大量军资落入农民军手中，标志着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关键转折点。
清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十一月，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，李定国因卓越的战功被封为安西将军，并负责监管十六座军营。此时，李定国年仅二十四岁，以其英俊的相貌、卓越的才能以及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闻名，被誉为“小尉迟”或“万人敌”。
随着清军入关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。清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八月，张献忠率领五十万大西军北上抗清。在与清军的战斗中，李定国亲自率军参战，阵斩了清军将领古朗阿和巴扬阿。然而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张献忠在西充的凤凰山被清军射杀身亡，导致大西军陷入混乱。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紧急集合残部，迅速南下保全实力。他们从顺庆（今南充市）出发，一昼夜之内疾驰数百里，最终保存下了数千士兵和万余家属。
同年十二月，大西军抵达重庆江北，遭遇南明总兵曾英的阻击。在断粮十余日后，农民军强行渡过长江，击杀了曾英，使残余的十几万明军迅速瓦解。在重庆，四将军决定处决左丞相汪兆麟，此人曾唆使张献忠滥杀无辜，引起军中普遍不满。四将军向各营传达了“同心协力，共扶幼主”的指令，这极大地提振了士气，军心稳定下来，从而使得大西军能够在逆境中重新崛起。
二、平定黔滇
清顺治四年（南明永历元年，1647年）正月，大西军在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的领导下向贵州进军。三月，他们连续攻克了贵阳、定番州、永宁州等战略要地，贵州西部的许多郡县纷纷投降。在贵阳，四将军就大西军未来的方向进行了深入讨论。孙可望提议前往广东南岭一带，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出海；而李定国则坚持认为应当协助南明，恢复明朝江山。由于张献忠在生前曾表达过对于明朝的态度有所转变，并且大西军的失败也使李定国意识到反明的错误，因此他更加坚定地想要归顺南明。在两人的争执中，李定国甚至拔刀自刺以示决心，众将及时阻止并表示愿意支持李定国的意见。最终，孙可望妥协，四将军设坛盟誓，各自恢复了自己的原姓，并尊孙可望为首领，联明抗清的态势由此形成。
当时云南正处于阿迷州土司沙定洲之乱中，明黔国公沐天波被迫逃离昆明。副将龙在田与孙可望早有交情，便派遣使者向孙可望请求援助，并表示若大西军出兵讨伐沙定洲，则云南全省可以轻易夺取。四将军认为这是一个扩大农民军势力范围的绝佳机会，于是以替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。沙定洲得知消息后，惊慌失措，放弃昆明向南逃窜。
同年四月，大西军顺利进驻昆明，当地百姓热烈欢迎。四将军随即展开行动，劝说沐天波与大西军合作，并公开宣布共同致力于恢复明朝江山。八月，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在昆明共同称王，分别被称为平东王、安西王、抚南王和定北王。虽然四人各自称王，但他们仍然保持了农民军的传统，遇事共同商量，各营将士的赏罚由孙可望决定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孙可望的地位日益稳固，其个人野心也随之膨胀。明御史任僎建议孙可望自立为王，设立百官体系，发行货币，并使用新的年号。孙可望对此建议十分满意，但李定国对此持反对意见，认为此举违背了联明抗清的初衷。孙可望与亲信王尚礼密谋，企图压制李定国，以加强自己的权威。
清顺治五年（南明永历二年，1648年）四月初一，大西军各部队在演武场集合。李定国的部队先行入场，按照惯例放炮升旗。孙可望借此指责李定国不尊重自己，并下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。李定国愤怒地回应，称自己尊重孙可望只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。为了避免分裂，前军府都督白文选劝说李定国暂时忍让。李定国最终接受了杖责，但只受了五十军棍。事后，孙可望假装安抚李定国，李定国为了维持大西军的团结，接受了这一屈辱，并请求允许自己去平定沙定洲。
同年五月，定北王艾能奇在征讨东川的战斗中牺牲，其部属被孙可望收编。八月，李定国与刘文秀攻破沙寨，活捉沙定洲，滇东地区全部平定。当大军凯旋返回时，沐天波向他们表示感谢，而沙定洲则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唾弃。
大西军在云南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，吸引了彝、白、壮、傣等多个民族的人们加入，使得大西军的规模扩大到二十多万人，并新增了象队作为军事力量的一部分。李定国的部队人数达到五万多人。在大西军的治理下，当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显着改善，当年就实现了大丰收，军民关系和谐。
三、南下西天
张献忠在辽西抗击清军的经历影响了他的军事组织结构，他模仿明朝的五军都督府制度，任命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为大西军的四大将军。然而，在张献忠于凤凰山之战中被清军射杀后，大西军的指挥权主要落在了这四位养子手中。在这四位将军中，孙可望因其较高的军事地位和个人能力，被推举为首领。然而，孙可望、李定国之间的关系并非始终和睦，尤其是在艾能奇牺牲之后，大西军内部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。
艾能奇在一次战斗中中毒身亡，这对孙可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，因为艾能奇是孙可望的重要盟友。艾能奇的部将冯双礼虽然继续效忠孙可望，但由于其地位较低，无法参与到四王的重大决策中。这样一来，孙可望在四王会议中的影响力减弱，特别是在与李定国的对立中，孙可望不再拥有压倒性的优势。
为了削弱李定国的影响力并树立自己的权威，孙可望策划了一次针对李定国的行动。他与艾能奇（已牺牲）和刘文秀商量在校场寻机对李定国进行惩罚，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。然而，这次事件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，反而加剧了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的矛盾。
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孙可望决定派遣李定国南下征讨小西天，以此远离云南的政治中心。为了确保李定国南征的顺利进行，云南方面开始筹备粮草等物资。这样一来，李定国在长江战役之前未能参与大西军与南明高层的会晤，但这也给了他一个机会，即在南征胜利后迅速折返，以期参与到云南北伐的计划中。
四、联明抗清
公元1646年（清顺治三年、明隆武二年）十一月，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，建立了南明政权的最后一个朝代，年号永历。孙可望原本有着割据云南、独霸一方的想法，但李定国坚决反对这一想法，认为应当联合南明共同抵抗清军。李定国直言不讳地批评孙可望，指出肇庆已有永历帝在位，孙可望不应妄自尊大。虽然孙可望暂时放弃了割据云南的想法，但他心中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
孙可望的同乡、明云南副使杨畏知看透了孙可望的野心，怂恿孙可望成为一方之主。孙可望则提出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想法，希望通过控制永历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公元1649年（清顺治六年、明永历三年）四月，孙可望派遣杨畏知作为正使与永历帝谈判联合抗清事宜，并要求封为秦王。李定国虽然深知孙可望的真实意图，但为了实现“联明抗清”的目标，选择暂时保持沉默。
然而，永历帝及其臣属拒绝了孙可望的要求。在杨畏知的进一步煽动下，孙可望于公元1650年（清顺治七年、明永历四年）八月自称为“秦王”，改云南为云兴省，并私自铸造钱币。这些举动引起了李定国的强烈不满。
同年九月，孙可望率军进入贵州，并分兵占领川南地区以扩大根据地。李定国被派遣进攻安顺。明威清道黄应运趁机游说李定国，指出如果借助大明天子的名义加上李定国的军事实力，足以清除奸逆。李定国与黄应运歃血为盟，承诺辅助明室，绝不背叛。孙可望得知此事后，将黄应运处死，这让李定国对孙可望愈发不满，两人的矛盾进一步加深。
随着贵州被平定，孙可望前往贵州，留下李定国驻守云南。李定国加紧练兵，准备东进，而刘文秀则平定了川南地区，大西军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。
然而，永历政权的处境日渐艰难。公元1649年（清顺治六年、明永历三年），清军攻占湖南，攻占桂林，瞿式耜被杀，朱由榔逃到梧州，又逃到南宁，不得不依赖大西军这一唯一的力量。
公元1651年（清顺治八年、明永历五年）初，朱由榔派遣使臣前往贵州，封孙可望为冀王，但孙可望并未接受。在李定国等人的劝说下，孙可望再次派遣杨畏知与南明朝廷谈判。虽然表面上答应谈判，孙可望暗地里却派出精兵前往南宁，杀害了五大臣，并迫使朱由榔改封他为秦王。同年年底，南宁陷落，朱由榔逃往濑湍。
公元1652年（清顺治九年、明永历六年）正月，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，改名为安龙府，并承诺每年向永历帝提供钱粮以供皇室开支。作为交换，永历帝同意孙可望在未来的战事中可以先斩后奏。这样，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阵线正式建立。
留守云南的李定国继续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，减轻百姓的负担，使滇南地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定局面。他日夜操练兵马，制造盔甲，训练象队，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。此外，他还举办了生童考试，对于考中秀才的人，发放赏钱三百串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，为将来恢复明朝江山做准备。
五、两蹶名王
公元1652年（清顺治九年、明永历六年）春季，清朝朝廷下令定南王孔有德从桂林出兵河池，进攻贵州；同时命令吴三桂从嘉定（今四川乐山）出发，进攻川南，试图通过两路夹击的方式包围大西军的抗清基地。
面对这一严峻形势，李定国致信孙可望，请求出兵湖广，以打破清军的围剿计划。孙可望同意了这一提议，并决定大西军兵分两路：北路军由刘文秀统领，进攻四川；东路军由李定国指挥，进攻湖南。孙可望本人则率领“驾前军”留守云南和贵州。
三月，李定国率领八万步骑兵及五十头战象出征，并制定了严格的军纪，其中包括不得杀人、奸淫、抢劫财物、宰杀耕牛以及纵火。五月，北路军先后攻克沅州（今湖南芷江）、靖州（今湖南靖州）和武冈等地。镇守宝庆（今湖南邵阳）的清军将领沈永忠向孔有德求救，孔有德从桂林分兵支援。李定国抢先一步，迅速渡江直取宝庆，消灭了清军五千人。
六月，李定国进军祁阳，准备夺取广西门户全州，进而攻取桂林，消灭孔有德。他兵分三路，冯双礼率左路攻取全州，张胜率右路攻打严关（今广西兴安县严关乡），而李定国本人则率军攻击桂林外围，之后三路合围桂林。左路军迅速攻克全州，李定国果断命令部队不要进城，而是直接与自己会合，向严关挺进。这一决策为桂林大捷奠定了基础。
六月三十日，清军试图夺取严关，大西军奋勇抵抗。次日，孔有德率精锐前来增援，但在大西军战象的冲击下，清军马匹受惊，孔有德大败而逃。大西军随即追击至桂林城下，将之包围。七月四日，大西军登上云梯攻城，孔有德在城头被射中头部，自知无路可逃，于是烧毁家产并自杀身亡。桂林之战大捷后，广西全境迅速被收复，许多地方的民众自发驱逐清军，李定国也下令不得滥杀无辜，优先安抚百姓。
随后，李定国任命明将徐天佑守卫桂林，自己则率军北上，连取全州、永州（今湖南零陵）。九月，李定国进攻衡州（今湖南衡阳），守将沈永忠弃城逃亡，长沙巡抚金廷献亦逃离，清军纷纷溃散。李定国在衡州设立官署，休整部队，准备继续北进。
同时，李定国还命令马宝东取阳山、连州，占领广东西北部；派马进忠、冯双礼北取长沙，攻占常德、岳州；命高文贵东进江西，连下永新、安福、永宁、龙泉，围攻吉安。自七月出兵以来，李定国收复了两个州和十六个郡，大约三千里的土地重新回到了南明政权手中，史称“湘桂大捷”。
李定国的军队纪律严明，深受当地民众欢迎。清军在湖广连续失利，清政府震惊之余，派遣洪承畴经略湖广、云贵、两广，并派敬谨亲王尼堪率领十五万精兵前往长沙迎战。李定国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，但这一计划被冯双礼泄露给了孙可望。最终，在衡州战役中，李定国成功斩杀了尼堪，但由于冯双礼和马进忠未能按照计划行动，李定国被迫单独作战，无法扩大战果。
桂林和衡州两次大捷震惊了清廷，李定国的威名传遍四方，清廷甚至考虑放弃西南省份以换取和平。李定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纵横数省，收复湘、桂两地，击败数十万清军，掀起了继1647年之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。他的英勇事迹受到当时着名学者黄宗羲的高度赞誉。
六、孙李内讧
公元1652年（清顺治九年、明永历六年）十月，北路军在保宁（今四川阆中）遭遇吴三桂的军队，由于主将刘文秀轻敌，副将王复臣阵亡，导致北路军战败。这一失败不仅削弱了大西军的力量，还引起了内部的动荡。孙可望不仅剥夺了刘文秀的爵位，还解散了他的部队，此举激起了大西军将领们的不满，军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
随着李定国在战场上屡建奇功，孙可望对李定国产生了嫉妒和猜疑之心。他不仅拒绝向李定国发放犒赏银两，阻止永历帝封李定国为西宁王，而且还密谋杀害李定国。到了1653年（清顺治十年、明永历七年）正月，孙可望担心李定国日益坐大的势力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，便率领“驾前军”东进沅州，意在对付李定国。
此时，李定国驻扎在宝庆，他得知清军在湘江东岸放牧，便设伏夺取了清军的马匹。孙可望在此期间多次致信李定国，要求他前往议事。李定国在前往途中，得到了刘文秀之子的密报，告知他孙可望的真实意图。尽管如此，李定国仍然希望能够化解矛盾，他在给孙可望的信中恳请对方不要因听信谗言而导致内部纷争，强调应该团结一致，共同恢复大明江山。
孙可望收到信件后并未改变态度，反而更加恼羞成怒，准备对李定国采取军事行动。为了避免内部冲突进一步升级，李定国决定离开湖南前往广西全州。他对部下表示，虽然他们取得了重大胜利，但不应因为内部矛盾而功亏一篑。他强调要顾全大局，避免自相残杀。尽管如此，跟随李定国南下的部队仍然有大约五万人，未能随行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。
到了1653年二月，清军得知孙、李之间的内讧，立刻利用这一机会派贝勒屯齐再度进入湖南。在宝庆，孙可望的“驾前军”与清军相遇，由于骄傲轻敌，“驾前军”被清军打得大败，孙可望匆忙撤退到峒江。随着孙可望的失败，湖南的多个重要州郡如衡州、武岗、靖州、辰州、沅州、黎平等地相继落入清军之手。此次事件导致大量的平民死亡，据估计约有百万人丧生，大西军的精锐力量也损失了一半以上。与此同时，清平南王尚可喜也派遣水师夺取了梧州和桂林。
七、转战两广
清军对李定国紧追不舍，1653年（清顺治十年、明永历七年）二月底，永州被清军攻陷，李定国不得不撤退至龙虎关（今湖南桃川西）。三月，广东的义师罗锦鼐迎接大西军进入广东，引发了一波新的抗清浪潮。李定国接连攻破开建（今广东封开）、德庆等地，直抵肇庆城下，并分兵攻克了四会、广宁、三水等县，完成了对肇庆城的包围。三月二十六日，大西军从三个方向围攻肇庆，但由于清军拼死抵抗，一个月内未能攻克肇庆。清将耿继茂派遣铁骑兵来援，迫使李定国撤军退往柳州。清廷经略洪承畴曾试图招降李定国，但遭到了李定国的拒绝。
李定国认识到仅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平定广东，于是在六月主动致信郑成功，邀请他一同攻打广州。但由于联络不便，郑成功未能按时响应，首次联合行动未能实现。
李定国在广东的进展并不顺利，同年七月十三日，他率兵两万进攻桂林，围攻七天七夜未能攻克，只得撤回柳州。孙可望仍然企图消灭李定国，八月时派遣冯双礼偷袭柳州。李定国早有准备，设伏兵于江口芦荻之中。当冯双礼发起攻击时，李定国以精锐部队迎击，迫使冯双礼退兵，伏兵四起，冯双礼只得跳入水中。李定国下令不要伤害冯双礼，并对其进行劝说，最终冯双礼投靠了李定国。
1654年（清顺治十一年、明永历八年）初，南明鲁王政权的定西侯张名振率海舰攻入长江，直至镇江。郑成功也派遣军队攻打崇明，使得清廷沿海地带告急。形势的好转促使李定国再次东征。三月，他率领数万农民军和十三匹战象，先后攻破廉州（今广西合浦）、雷州（今广东海康），并占领了罗定、新兴、石城、电白、阳江、阳春等地。五月，李定国进攻高州，清守将张月举兵归顺。六月，再次进攻梧州，虽然未能攻克，但广东、广西各地的义师纷纷响应。李定国控制了廉、雷、高一带，各地百姓积极响应，抗清形势再次高涨。
李定国准备联合郑成功共同攻打广州，以平定整个广东。为此，他题字“一匡天下”，自比为管仲复出，产生了骄傲的情绪。为了攻克广州，李定国认为首先要拿下广州的门户新会，这一计划需要郑成功的配合才能完成。七月，李定国再次致信郑成功，邀请他共同攻打新会，并约定了具体的日期。同时，李定国联络了粤东水陆义师王兴、陈奇策等部，号称二十万大军，将新会包围得水泄不通。
十月十四日，攻城开始。李定国采用了炮击、掘地道、伐木填壕等多种战术，但都被清军击退。连续两个月的进攻未能奏效。这时，李定国轻信了间谍关于城中粮食耗尽的谎言，命令停止进攻，改为围困战术。他还建造行宫，设置官仓，向周边各县征收盐米，这使得清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。大西军中爆发了瘟疫，士气不振，处于不利的局面。
十二月，尚可喜、耿继茂以及清廷靖南将军朱玛喇率领十万满汉兵赶来增援。清军以铁骑兵冲垮了李定国的左翼，导致大西军全线崩溃。清军乘胜追击，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。李定国被迫撤退，焚毁了浮桥，解除了新会之围。
李定国撤出新会后，沿途约六、七十万百姓跟随撤退。李定国安抚百姓，连夜撤往南宁。自此，广东高、雷、廉三府以及肇庆、罗定所属的三州十八县和广西横州、郁林一带全部落入清军之手，广东的义师也随之失败。新会惨败的原因主要是李定国的骄傲轻敌，以及郑成功拖延了援军的时间，加上孙可望切断了滇黔的物资援助。当李定国退抵南宁时，身边只剩下六千人，他恢复两广地区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。
八、交水决战
自从永历帝被孙可望接到安龙之后，他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孙可望在贵州省城大肆建造宫殿，设立文武百官，起初还遵守永历帝的名号，但后来的行为几乎等同于皇帝。为了保住帝位，永历帝与大学士吴贞毓密谋，派遣使臣前往广西召李定国前来护驾。1653年（清顺治十年、明永历七年）十一月，李定国接到密旨后表示：“只要我李定国活着一天，就不会让陛下受到屈辱，希望陛下暂时忍耐，我这就去救驾，我宁愿背叛孙可望，也不会背叛陛下。”并告知永历帝，待恢复粤东后即来迎接。
不幸的是，文安侯马吉翔为了讨好孙可望，将此事告知了孙可望。孙可望以“欺君误国，盗宝矫诏”的罪名处死了吴贞毓等十八名大臣。从此，孙可望变得更加跋扈，并为防止李定国返回云南，派遣刘镇国、关有才驻守田州（今广西田阳），加以阻挡。
新会之战的失败使得李定国无法在两广地区继续发展。中书金维新以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劝说李定国回师滇黔。1655年（清顺治十二年、明永历九年），永历帝再次派遣使臣赴南宁通报孙可望“僭逼”之事。李定国接到血字诏书后，伏地痛哭不能起，表示誓死为永历帝铲除奸逆，恢复江山。此时洪承畴正在实施“两粤合剿”之策，全力压缩南宁，李定国倍感压力，于是决定返回云南。第二年正月，李定国火速前往田州，守军要么逃跑，要么归降，关有才、刘镇国逃走。孙可望为了长期控制永历帝，立即派出白文选将永历帝迁至贵阳。白文选不满这一举动，以“舆徒不集”为由拖延时间。正月二十二日，李定国抵达安龙，与永历帝相见，君臣相抱痛哭。李定国密誓效命，背出所刺“尽忠报国”四字给南明朝廷大臣，大臣们称赞他是大忠臣。经过商议，决定将朝廷迁入云南。
当时，刘文秀和孙可望的亲信王尚礼、王自奇、贺九仪等人都驻守在云南，兵力共计五万。二月十一日，李定国抵达曲靖，云南守将议论是否要以兵相拒。刘文秀私下会见李定国，认为孙可望是董卓那样的人物，即使诛杀了孙可望，也可能出现像曹操那样的人物。李定国指天发誓，表示决不会成为第二个孙可望。两人合计，迎驾原本是孙可望的意思，现在要单独去做，瞒住孙可望的亲信，平安进入云南。永历帝改昆明为“滇都”，封李定国为晋王，刘文秀为蜀王，白文选为巩国公，所有大事都交给李定国处理。
尽管李定国掌握了兵马大权，但他非常尊重永历帝，给予永历帝丰富的钱粮。然而，他在用人方面存在问题，金维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的职位，导致内讧四起。马吉翔则极力讨好李定国。永历朝的腐败风气已经开始侵蚀李定国。
但对于孙可望，李定国仍然从抗清大局出发，希望能与之和解。他曾请刘文秀带着敕书请孙可望回来，但遭到拒绝。他又送孙可望的妻子返回贵州，但仍未达成和解。1657年（顺治十四年、明永历十一年）五月，李定国派遣白文选进入贵州议和，孙可望竟然扣押了白文选和他的部队。随后，李定国派遣孙可望的旧部张虎去说情，临行前，永历帝赐给张虎一枚金簪，让他从中调解。然而，张虎两面三刀，见到孙可望后谎称永历帝赐给他金簪，让他杀掉孙可望。孙可望大怒，联络王自奇、王尚礼、关有才作为内应，内战最终由孙可望挑起。
大西军绝大多数将士反对内战。孙可望的部将马进忠、马宝、马惟兴密谋帮助李定国，一致要求恢复白文选的兵权。孙可望不知是计，任命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，马宝为先锋，自己另外率领一军随后，合兵十四万，以“清君侧”之名出师。
九月，孙可望的部队抵达交水（今云南沾益），李定国、刘文秀率领五万人抵抗，由于兵力悬殊，人心浮动。这时，白文选前来告诉李定国：“赶快出兵迎战，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迟了我们会吃亏的。”李定国这才下定决心交战。孙可望估计昆明空虚，又派马宝、张胜前往偷袭，与王尚礼里应外合，但马宝再次通知了李定国。九月十九日，双方在交水河畔会战，白文选率领铁骑直冲马惟兴的营地，马军却掉头冲向孙可望的营地。孙可望大惊失色，喊道：“怎么诸将都叛变了！”随后落荒而逃。李定国挥师前进，孙可望的各营将士都高呼“迎晋王”，孙可望大败。刘文秀、白文选追击孙可望的溃军，李定国返回昆明，结果马宝反正，张胜被擒，王尚礼自尽，内战得以平息。
孙可望众叛亲离，追随者仅剩数十骑，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。当时，冯双礼守卫贵州，假装追兵到来，孙可望携妻子财宝投降洪承畴。清廷封他为“义王”，但对他保持戒备。1660年（顺治十七年）十一月，清廷借围猎之机将他射杀。
九、血战磨盘山
交水大捷之后，李定国犒赏了将士，并厉兵秣马。但在论功行赏的过程中，他将原来的孙可望部队称为“秦兵”，而跟随他的部队称为“晋兵”，这一做法招致了许多原孙可望部下的不满。此外，李定国对刘文秀收编孙可望溃兵三万练以备边的事情也不满意，后来召回刘文秀，导致刘文秀郁郁寡欢而去世，这严重削弱了大西军的战斗力。
孙可望投降后，向洪承畴提供了西南地区的地图，并详细介绍了大西军的情况，使清军摸清了大西军的底细。1658年（清顺治十五年、明永历十三年）二月，清廷决定分三路大军进攻贵州：平西将军吴三桂同都统李国翰领北路军从四川进攻，征南将军卓布太领南路军从广西进攻，靖寇将军罗托同大学士洪承畴领中路军从湖南进攻。此时，李定国正在永昌镇压王自奇、关有才的叛乱，无暇反击，致使吴三桂占领遵义，罗托攻克贵阳，卓布太占据独山，对云南构成了严重威胁。
同年七月，永历帝任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，他才开始部署反击。李定国的部署是让夔东十三家围攻重庆以牵制湘楚，派冯双礼、祁三升据守贵阳附近的鸡公背以抵御中路清军，派李承爵在普安黄草坝设防以抵御南路清军，派白文选据守遵义孙家坝以抵御北路清军。这一部署显得较为被动。
当时，清军初入贵州，力量分散，如果李定国能集中兵力，攻破一路，战局可能会有所不同。但在指挥上，李定国中了洪承畴的计。当冯双礼请求增兵入黔，出击贵阳时，李定国收到了洪承畴的来信，声称：“某本待罪先朝，志切同舟，惟俟吴王（指吴三桂）之至，合兵以听指挥，无烦王师远出也。”李定国不清楚信件的真伪，延缓了增兵，贻误了战机。到了八月，李定国才率师东进，又恰逢雨季，日行仅一二十里，士气低落。相反，清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，实力增强，并开始进攻云南。
九月，清廷增派信郡王多尼为三路统帅，进兵云南。至十一月，中路多尼部在鸡公背击败冯双礼，占领安庆、曲靖。北路吴三桂在七星关击败白文选。南部卓布太部逼近凉水井，占领安隆，李承爵战死。李定国闻讯后，亲率主力三万人与卓布太决战。双方在炎遮河双河口展开激战，初战告捷。第二天，清军倾巢而出，大西军疏于防备，加之刮起了北风，导致金枪失火，燃起山茅野草，清军乘火势猛射，致使大西军全线崩溃。清军攻破了李定国的罗炎、凉水井大营，随后大肆屠杀大西军和当地百姓，军民被杀的不下三四十万人。李定国的妻子和家属也被卓布太抓获处死，大西军精锐部队遭受了致命的损失。
十二月十三日，李定国退回昆明，永历帝召开御前会议，研究下一步的出路。讲官刘范主张按照刘文秀遗表行事，进入巴蜀，依靠夔东十三家，经营陕洛地区；李定国提出撤入湖南地区，如果获胜则可以攻下六诏，如果不胜则可以进入越南，召集东南亚诸国反清义士，与郑成功汇合，共同进行抗清。刘范和李定国均主张先转移，再图恢复。但永历帝的臣僚多为滇人，不愿离开家乡，勋臣沐天波、权臣马吉翔便力主退守滇西，一旦事急则逃入缅甸，永历帝表示同意。李定国军行进止，一以诏敕从事，并未坚持己见，只是对沐天波说：“公其努力，愿无生后悔而终忆余言也。”
十五日，永历政权西逃。李定国事先发布了文告，劝说百姓疏散，并命令各营不得毁坏仓库，以免清军到来后无粮可食，徒害百姓。一路上，他还收抚了难民。
1659年（清顺治十六年、明永历十三年）正月初三，清兵会师昆明，又立即紧追不舍。为了保护永历帝脱离险境，李定国命总兵靳统武领兵四千护送永历帝奔腾越（今云南腾冲），自己则率精兵六千留永昌（今云南保山）阻击。二月，吴三桂在大理击败白文选，气势汹汹地追来。李定国决心打掉敌人的锐气，全歼追兵，策划了他生前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——磨盘山战役。
永昌境内的磨盘山地形复杂，仅容单马通行。李定国在那里设置了数道栅栏，左右设伏，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，炊食饷伏，令毋见烟火。他预计吴三桂必无戒备，便以窦民望为初伏，高文贵为二伏，王国玺为三伏，计划清军进入三伏时，“首尾横击之，片甲不令其逃也”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二月二十一日，吴军追来，其先锋已进入二伏，但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。吴三桂大惊，急令后撤，并炮击左右伏兵。农民军出伏作战，“短兵相接，自卯至午，僵尸堵叠”。
磨盘山战役中，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战死，清军也死伤大半，后退三十里，包括固山额真沙里布在内的十八名将官被击毙。由于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作战勇猛，使清军再也不敢骄横穷追。
十、宁死荒外
永历帝在马吉翔的挟持下从腾越逃入缅甸，与李定国、白文选失去了联系。三月，李定国与白文选在木邦（今缅甸新维）会面，商讨未来去向。李定国认为缅甸地区贫瘠，大军进入缅甸后可能发生祸乱，而且缅甸只能容纳两人，但永历帝单独去可能会更安全。白文选则认为内地已被清军占领，继续留在内地会有危险，建议他随永历帝去缅甸，而李定国则主持外部军务大事。两人意见不合，最终各自行动。
磨盘山战役之后，李定国剩下的部队不过数千人，势力十分窘迫。不久，贺九仪从广南率万人来会合，祁三升、魏勇等人也率部归附，军势稍有恢复。李定国将大营移至孟琏（今云南澜沧），制作了大量印敕，广泛联合土司，号召共同抗清。沅江土司那嵩起兵响应。李定国的部队坚持了几个月，但最终被清军攻破，不得不移营孟艮，招募头人，耕种纳粮如同郡县一样。
吴三桂见无法彻底消灭大西军，采取了招降的措施。1660年（清顺治十七年、明永历十四年）三月，吴三桂利用贺九仪的妻子劝降，贺九仪正准备投降时被李定国杀害，从此无人再敢提及投降之事。
李定国曾连续上疏三十余封给永历帝，但都没有得到回复。直到七月，白文选强攻缅都阿瓦失利归来，李定国和白文选才了解到永历帝被缅甸扣留的真相。九月，两人分别进入缅甸。至十一月，李定国大败缅军，并提出以送还永历帝作为退兵的条件。但缅甸方面回答说：“你们要攻城，我也不怕，你们大军来到这里，水土不服，将士会生病而死。”第二年二月，李定国和白文选再次合兵攻缅，缅军集结了十五万大军和上千头大象迎战。李定国和白文选奋力作战，大败缅军，渡过锡箔江逼近金沙江，窥视缅城，但缅甸仍然拒绝交出永历帝。李定国只得派兵造船渡江，五月船只被缅军捣毁。李定国大怒，围困缅城，但军中老弱病残众多，饥饿和瘟疫频发，不得已移军亦渺赖山下。八月，两人再次分兵攻缅，但出师不利，十六艘船只中有五艘被击沉。在缅甸，他们得知吴三桂已大举攻缅，缅方杀害了永历帝的随从官员四十余人，白文选的部队情绪低落。同月中旬，张国有、赵得胜劫持白文选欲降清，李定国的儿子李嗣兴准备拦截，但李定国不忍双方自相残杀，命令放还，自己率领本部独自前往洞乌。
十二月，李定国准备再度攻缅，突然得知缅王已将永历帝献给了吴三桂，他愤怒至极，说道：“既然形势已无法挽回，追击也无济于事。”他将大营移至景线。但到了1662年（清康熙元年、明永历十六年）四月，他又抵达勐腊，派遣官员进入车礼（今西双版纳）借兵，企图东山再起。五月，礼部侍郎江国泰说服暹罗（今泰国）与李定国联姻，并提供象马支持，帮助恢复云南。蜀人马九功也从古剌返回，云南已集结了四千人，愿意作为掎角之势。正当李定国准备大举行动时，军中瘟疫流行，人马病死甚多。李定国修表告天，祈求说：“如果大势已去，希望老天让我李定国一人去死，不要再连累军民。”
六月十一日，李定国正值四十二岁生日，突然发病。接着又传来永历帝于四月初八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。李定国悲痛欲绝，命人为永历帝发丧，全军将士穿上白衣。李定国披头散发，赤足哀号，两眼流出血泪，大声哭道：“我对不起大明，也对不起皇帝，我该怎么面对天下。”六月二十七日夜，李定国死于勐腊（一说景线），临终前还嘱咐儿子及部下：“宁可死到荒郊野外，也不可投降。”
李定国死后，桂王、岷王两部各有数千人不愿投降，聚集在阿瓦河东百里，称为“桂家”、“敏家”。勐腊各族人民也奉李定国为神，路过晋王墓时均会膜拜，并在后山重建“汉王庙”，每年春节期间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。
结语
李定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，从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成长为南明政权中最具影响力的将领之一，他的勇气、智慧和对故国的忠诚令人敬佩。尽管南明最终未能抵挡住清朝的铁蹄，但李定国的事迹却永远地镌刻在中国历史的记忆之中。